沈晓明我的老师黄达枢

编者按：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路上，总有老师相伴，师生之间的故事总是那么温暖而感人，这份师生缘常常在学生毕业后还一直延续。著名儿童保健专家，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、现任上海市市委常委、浦东区区委书记的沈晓明自1979年考入我校儿科学系，在温医大完成了他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业。在求学期间，沈晓明师从我国著名儿科专家，我校儿科创始人、儿科系首任主任黄达枢教授，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。师生的这份情义一直延续了近四十年而不曾间断，无论在何地求学工作，毕业后的沈晓明总会寻找各种机会回温探望自己的老师。黄达枢教授去年高龄离世，沈晓明专程赶赴温州与老师作别。在第32个教师节的来临之际，我们特别呈上沈晓明对黄达枢教授的追忆文章，来共同感受那字里行间里所流露出的浓浓师生情。

沈晓明探望年迈卧病在床的黄达枢教授

黄老师是我在温州医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黄达枢教授。他留在我脑海里的记忆是一张“弥勒菩萨”般的笑脸，敦厚而慈祥。在与他密切相处的三年多时间里，我甚至没有见到他生过气、动过怒。他是我国著名的儿童呼吸病学专家，比较出名的是确立了流行性喘憋性肺炎的命名，并提出了相应的诊断标准和治疗原则。当时的温州医学院刚恢复研究生招生不久，并没有太多的教学资源，我们基本上是和同年资的住院医生一起在临床工作，同时在三年时间内完成论文和综述各一篇，大致相当于后来的临床型研究生。好在母校当时的临床教学是非常扎实和有效的，我们在一整年的本科毕业实习结束之后，就基本具备了在临床上独当一面的能力，因此，那段以实战为主的研究生训练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压力。

黄老师给我专业上的指导颇多，他教我的两个本领即使时过三十年后我仍然印象深刻。第一样是新生儿肺功能的测量技术。当时，对人体进行肺功能的测量已有多种仪器可以实现，但无论采用什么仪器，都需要受试者的配合，即最大限度的深吸气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呼气。这对成人来说经过一两次训练后即能顺利完成测试，但对刚刚生下了的“不听使唤”的新生儿来说无疑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在当时，即使是在全世界范围内，新生儿呼吸功能的研究也很少。黄老师经过多年的临床观察发现，新生儿在啼哭时的动作大致相当于“最大限度的深吸气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呼气”，因此只要拍打孩子的足底使其啼哭，即可完成一次肺功能的测试，哭得越凶，测得越准。这就是新生儿啼哭肺功能测试技术。我记得，我的一位师兄和我先后以此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，论文评议和答辩小组的专家教授无不拍案叫绝。

黄达枢教授带领学生开展临床教学工作

第二样是如何通过观察孩子在候诊室中的情况，以在正式诊察之前对患儿的病情有初步的了解。黄老师教导我，看病并不是从病人坐在对面的那一刻才开始的，当一个好的儿科医生，要时时观察、处处留意，发现病史和望、触、叩、听之外的有用信息，因为与成人相比，孩子的病情变化更快。但凡黄老师出门诊，慕名而来的家长带着孩子总是早早等在候诊室里。那时的条件有限，说是候诊室，其实就是诊室外面的走廊。黄老师一上班，换好白大褂后不是直接进诊室，而是带我在门口的走廊里走上一圈。他不时摸摸这个小家伙的脸蛋，拍拍那个的肩膀，顿时拉近了与孩子们的距离，迅速获得了家长的信任。他边走边和我说，两种孩子要特别注意，一种是极度哭吵的，另一种是特别安静的，这两种孩子可能得的是急病、重病，要让他们“插队”，安排他们优先就诊，以免贻误时机；如果发现有呼吸时鼻翼扇动且脸色苍白的，要马上请护士安排吸氧并直接去急诊室；而对于那些打哈欠、伸懒腰的小家伙，可放心地将他们留到最后，他们不会有大碍。他五分钟一圈走下来，对要看的病人已经了然于心了。黄老师的教导让我得益匪浅。我觉得，他传授给我的不仅仅是临床经验，更是医学的人文精神。

黄老师一张满是皱褶的笑脸背后有时也颇有“诡计”。师母告诉我，黄老师是1958年为了创建温州医学院儿科专业，从杭州的浙江医学院抽调的学科带头人。师母是浙江杭州人，且当时他们的大女儿蓓蕾尚未满周岁，而黄老师本人是浙江黄岩人，在温州也举目无亲，师母对举家南迁是犹豫的。可是，在黄老师向她描述了温州的海鲜是如何地唾手可得、鲜美可口之后，他们全家被成功地从条件较好的杭州“诓”到了偏居一隅、交通不便的温州（此处，我想起了云南老知青和我讲的“头顶香蕉，脚踩菠萝”的故事）。当然这是师母的玩笑话，其实师母除了犹豫之外，心里还是支持意气风发的丈夫另辟疆场、大显身手一番的。这大概是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奉献精神。

近年来，黄老师由于糖尿病并发症而卧病不起。业已年逾古稀的师母率领全家，不离不弃守候病榻。我每年都去看他一次，最近几年去看他，他显然已经不大认识我了，但我依然会每年都去向他报到，带去我对他的致敬。今年年初，黄老师终因年老体衰、久病不治而与世长逝，终年96岁。我专程赴温州与他作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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